1949年“进京赶考”细节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出发移驻北平，毛泽东同志称为“进京赶考”。这是一次绝密行动，整个行动有计划、有临时调整，也有特别安排，行动的方案只有几个人知晓。

    3月23日起程是如何确定的

    1949年3月23日，驻扎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开始往北平进发。有媒体在讲述这一历史事件时说，3月23日离开西柏坡是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确定的。但事实并非如此。

    早在1949年初，中共中央已有迁平动议。1949年1月19日，时任中共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军委秘书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的杨尚昆就派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副部长范离前往北平，勘察中共中央进北平后的驻地情况。

    1月底，范离返回西柏坡。他认为北平城里的情况比较复杂，中央机关如果直接进驻城内，安全警戒条件不够成熟。同时，长期主管特情工作的李克农通过自己的系统对北平的情况进行了汇总分析。他与杨尚昆达成共识，即中央机关进驻北平，先在郊外，安定之后再进入城内。

    2月7日，李克农一行与时任北平市警备司令员的程子华一起到香山勘察，最终确定了香山为中共中央机关、解放军总部所在地。为保密，同时确定中央机关进北平后对外称“劳动大学”。在3月18日《杨尚昆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昨夜书记处决定，23日即起身赴平。周（恩来）深夜写有条子给我，拟召开会议。夜在周（恩来）处筹划，对住地、供给、经费等均有所决定……”

    3月23日早上，新华社播发了由毛泽东主持修改审定的七届二中全会新闻稿。七届二中全会3月13日闭幕时没有发任何消息。但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出发迁移北平之日，却用陕北新华广播电台名义进行播报，让敌人摸不清中共中央机关到底在哪里、解放军总部到底在哪里。

    夜宿淑吕村是“意外”吗

    我们从一些文学作品中看到，移驻北平过程中，毛泽东夜宿河北唐县淑吕村是一个“意外”。这种描述是不准确的。

    中共中央“五大书记”一起从西柏坡迁至北平，是有一套“专班”来负责的，行程中的方方面面都是有预案的，多少辆车组成车队，其平均行驶速度、途经路线、路过的村庄都是经过精心选定的。整个车队北上途中原计划就是要在唐县留宿，留宿地点是唐县的淑吕村，入住的人家是村民李登魁家。

    毛泽东为什么要住在李登魁家呢？因为李家是一个革命家庭，李登魁的四弟李冷、长子李成瑞都是中共党员，李登魁本人是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革命烈士。除这一点外，还有他家住房上的便利。据李登魁的儿媳葛贵多回忆，李登魁的父亲年轻时曾通过贩卖辣椒发家，在村里盖了座“砖包皮”的四合院。这样相对独立且四周都临街的住房，适合安排警卫工作，所以打前站的人员早就相中这所房子并安排了岗哨。

    为何从高碑店上火车

    毛泽东一行夜宿涿县当晚，时任北平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北平市市长的叶剑英和时任军委铁道部部长的滕代远乘火车赶到涿县。在这里，周恩来、叶剑英、滕代远开了一个更为机密的小会，会上最终决定，毛泽东主席一行改乘火车进北平。

    毛泽东一行最后一段行程乘火车赴北平，也是早有预案的。3月21日，叶剑英就向中央提出建议，中央到涿县后改乘火车进北平。22日晚，周恩来复电表示：“由涿县到（北）平的专车可作准备，究竟坐汽车或乘火车，等我们到涿县后再作决定，请你们仍作两种情况的准备。”24日晚，几人最终商定，毛泽东主席一行从高碑店火车站乘火车进北平。

    毛泽东一行住涿县，是因为涿县县城基础设施条件比较好，42军军部驻地也在涿县，有安全保证。当时，高碑店仅是一个镇级单位，各种条件都不如涿县，但高碑店火车站从规模和规格上都强于涿县火车站。从机密行动上来说，这也是周恩来最为缜密的“调度”。从涿县出发前才决定从高碑店火车站乘火车，这是多年长期对敌斗争的高超指挥艺术。（摘编自《纵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