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与宋哲元的对日分歧

    开栏语

    80载岁月悠悠，抗战烽火虽已远去，但那段血与火交织的历史，如巍峨丰碑，永远矗立在民族记忆深处。

    值此抗战胜利80周年之际，本报今起开设专栏，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传承伟大的抗战精神。

    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事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备受和、战压力之苦，他的任何举措势必影响整个国家的未来走向。同样“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还有冀察地方“主心骨”宋哲元……

    因地制宜的冀察模糊空间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从武力进攻与政治分化两方面着手，试图将华北从南京国民政府统辖中分离，成为第二个“伪满”。面对日本的步步紧逼，蒋介石首重长江流域，其次是华北。当时中国军队实力难保华北，如何缓和冲突又不失主权，成了国民政府的主要考量。蒋介石坦言，“中央对日政策，既不能武力抗阻，惟有缓和侵略”。缓和的办法，是设置因地制宜的机构，为华北创造模糊空间，以妥协换取抗日准备时间。

    1935年6月，西北军将领、有“反蒋”历史的宋哲元，借口平定汉奸叛乱，调第29军主力进驻平津及河北，形成控制华北的既成事实。蒋介石认为，与其让日伪汉奸占领华北，不如让宋哲元维持缓冲局面，便顺水推舟，8月底任命其为平津卫戍司令。

    宋哲元深知自己处境，对日本采取“舍小利而保大权”方针，对中央则“不说反对中央的话，不做蒋介石个人工具的事，随机应变，效忠国家”。不久，日本关东军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找上门来摊牌，要求宋哲元“促成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宋哲元一味虚与委蛇，采取拖延对策。土肥原无法煽动宋哲元，改而怂恿蓟密滦榆两区行政专员殷汝耕，成立了一个公然背离国民政府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蒋介石对冀察局势感到“险恶万分，朝不保夕”。为了回避与日方直接冲突，苟且冀察平津局面，南京无奈向日本“华北特殊化”要求作出让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任命宋哲元为委员长。

    中央与地方处理事变的分歧

    宋哲元主持冀察政务委员会的两年中，日本人从未停止过威迫利诱。为了能在华北立足，他不得不与日方打交道，讲价钱。蒋介石多次在日记中袒露不安，称宋哲元“被汉奸包围利用，其心已不固定”。不过宋哲元在大是大非上，始终保持民族立场。

    1937年春，为避开日本人的 纠缠，宋哲元请假回山东乐陵老家，他对第29军副军长秦德纯强调：“对日交涉，凡是有妨碍国家主权领土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为避免双方冲突，但亦不要拒绝。”

    7月7日晚，卢沟桥事变爆发，秦德纯第一时间请示宋哲元。宋认为事态不至扩大，指示“镇定处之，相机应付”，未立即返回北平。而此时在庐山的蒋介石则预感日本有扩大侵略战争的可能，立即指示宋哲元固守宛平，并表示中央已准备随时增援。

    9日，蒋介石下令第26路军、第40军、第84师开赴石家庄、保定一带集中，要求宋哲元回驻保定指挥。宋哲元却担心中央军是来夺地盘，让秦德纯婉拒，称形势趋缓，恐中央增援引事态扩大。蒋介石提醒秦勿中日军缓兵之计。

    11日，宋哲元未回保定，而是去了天津。他到达后约两小时，第29军的代表张允荣等就与日方草签《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接受了日方多项无理条件。宋哲元试图通过妥协让步，维持第29军小集团继续坐镇华北的地位。但日本侵略野心不减，内阁举行五相会议，调遣多支部队进关。

    何应钦得知宋哲元滞留天津，12日急电催促其赴保定坐镇，宋哲元未听从。13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指出卢案无法和平解决，要求其与中央一致，勿单独行动。但宋哲元没有按南京中央的指示行事，通过张自忠向日军表示自己将留在天津，遵从日军一切指导，还下达一系列妥协命令，如北宁铁路正常运行、解除北平戒严等。

    蒋介石暗暗叫苦，16日再电宋哲元、秦德纯，提醒日方签订协定只是第一步，后续政治条件更严酷。何应钦也反复提醒宋哲元等人，日军调兵遣将不停，谈判只是缓兵之计，要一面争取和平一面暗作军事准备。可宋哲元依旧不为所动，未做任何抵抗部署。

    平津沦陷与走向抗战

    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摸不清日方底细，一时国家方针难定，其当天日记尽显忧虑。外交部多次就卢沟桥事变问题与日本驻华使节谈判，期望通过两国政府直接交涉，和平解决。但日本拒绝对话。

    鉴于形势严峻，蒋介石于16日邀各界闻人在庐山举行谈话会，讨论“应战宣言”。17日，蒋介石提出解决“卢案”四项强硬立场，强调不侵害中国主权领土完整、不容非法改变冀察行政组织、不撤换中央所派地方官吏、不约束第29军驻地，同时表明希望和平但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不求战的决心。

    18日下午，宋哲元拜访日军司令官香月清司婉转道歉，次日离津赴平。19日晚，天津方面与日军签订协议，宋哲元还下令打开北平城门、拆除防御设施、谢绝劳军捐款。22日，蒋介石致电宋哲元，对其举动“思之危急万分”，同时要求宋哲元坦诚相告“与倭所商办法”。宋哲元汇报了11日所签的《卢沟桥事件现地协定》，但不愿公开19日的秘密细则。

    此时，在保定没等到宋哲元的国民政府代表熊斌，颇费周折地来到北平，向宋传达了中央决心抗日的立场。宋哲元有所醒悟。24日，他中止第37师南调，命令部队布防，但对中央援军北上仍持保留态度。26日，日军猛攻廊坊，发出最后通牒，强闯北平广安门，战斗持续到深夜。宋哲元终于意识到“大战势所不免”，下令全军“抵抗任何进一步的侵略”，表示服从中央政府安排，同意援军北上。

    然而为时已晚，第29军仓促应战，北平、天津很快在29日、30日沦陷，副军长佟麟阁和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先后殉职。宋哲元到达保定后，认识到自己对平津作战失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致电蒋介石请求处分。8月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防党政联席会议，阎锡山、白崇禧、余汉谋、何键、刘湘等地方实力派均参加，会议决定“积极备战并抗战”。通过此次会议，抗战遂被正式确定为国策。（摘编自《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