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披荆斩棘开通香港贸易

    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解放区的进一步扩大，亟须推动对外贸易发展，促进物资交换，以满足解放区的生产建设和人民生活需要。香港在中国内地的对外贸易中发挥着特殊作用，党中央积极尝试开通香港贸易，开辟了解放区与香港之间的贸易通道。

    东北与香港的贸易尝试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党在建设解放区的过程中愈发意识到对外贸易的重要意义，即以多余的原料和产品交换人民必需的物资。例如，1946年5月，任弼时就表示：各解放区要“有计划地生产和收集对国外贸易的原料和制造品，如猪鬃、鸭绒、油类、皮毛、草辫等，争取直接向国外进行贸易，向外国交换必需的机器和物资”。

    东北解放区内粮食丰富，工业品、生活物资等则欠缺。1946年7月11日，陈云在东北局会议上提出：东北只有出口粮食，才能换回其他生产和生活的物品，所以要设法打通对外贸易。尽管之后东北局着重与邻近的朝鲜北部开展双边贸易，但党内也在酝酿如何打通与香港的海上贸易通道。

    1946年8月，周恩来指示香港贸易机构负责人杨琳，打通海上运输，发展国外贸易，交流国内外物资。次年3月，周恩来又命令钱之光“带人到解放区沿海口岸设法和香港建立联系”。1947年11月初，东北局将1000吨粮食和土特产运往朝鲜罗津港，然后通过租用的苏联轮船“阿尔丹号”直航香港。一周后，货轮顺利抵港，香港方面旋即电告中央：“东北与香港的航道已经打通。”其后，两地贸易逐渐频繁，东北粮食、土特产在港市饱受欢迎，煤炭、豆饼等远销海外，而药品、棉纱、汽车零件等用品也被大量运入解放区。

    新型津港贸易的连锁反应

    1949年初，继东北全境后，华北等北方大部基本解放。鉴于“天津及其它重要海口的解放，许多外国的商业机关和国民党地区的商业机关都要求和我们进行贸易，而我们为了恢复与发展新中国的国民经济，亦需要进行这种贸易”，中共中央于2月16日决定开启新中国的对外贸易。其中，天津是当时中国的第二大商埠，被视作将成为新中国对外贸易的范例。

    2月24日，英商之高华利轮顺利自港抵津，让香港工商界一片欣喜，普遍认为“津港贸易当可恢复繁盛状态”。在发展津港贸易中，中国共产党亦不断完善具体的运转方式，一方面明确贸易的详细规则，另一方面加强对香港商人的沟通与照顾。这就彻底改变以往津港贸易的不正常现象，以进口货物种类为例：1946年时，天津港进口多为日用化妆品、服装衣料、皮革成品等消费品；1949年后，在“建设”话语主导下，则转变为进口以工业原料、化学制品等生产用品为主。

    津港贸易的顺利开展无疑增进了香港商人对各解放区贸易的热情与信心。青岛解放后不久，已有龙门号货轮一艘自香港抵青，载来印刷材料及交通器材等货物。解放后的上海重新通航时，便有货轮装载工业原料、西药、洋纸、棉花等离港开沪。如香港《大公报》所言：解放区与香港的贸易正在不断向前发展。

    探索新的香港贸易通道

    面对持续的颓势，国民党政权决心实行“关闭政策”，企图封锁解放区港口，破坏海上交通线。1949年6月18日，国民党政权宣布封锁包括天津、青岛、上海、宁波及长江各商埠。

    受封锁影响，部分解放区港口城市渐陷入困境，尤以上海最为明显。由于大量自港驶沪的货轮或被炸或被迫取消，“当时的机器业几乎处于崩溃的境地，纺织业成本高于卖价，百货业销售困难，粮价领导物价而上涨，使广大依靠工薪为生的人员惴惴不安”。

    为突破困境，中共转而探索新的香港贸易通道。8月8日，陈云在上海财经会议上指出：“他们不可能把我们完全封锁死。从香港多少可以进出一些。广州解放后，南边即可有一条通路。”陈云所指的南方贸易通路就是粤港贸易线，两地交通畅便，商旅往来频繁，既有固定的陆路交通，又有稳定的海路交通，加之英国对华强烈的贸易需求，形成了一条新中国开展对外贸易的预留紧急通道。事实也正是这样，中国共产党在广州解放后迅速重建了粤港贸易，到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这一通道已经成为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往来的关键所在。（摘编自《团结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