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八路军人手一套军服有多难

    曾有抗战剧因过分的“偶像剧套路”遭遇广泛批评。因为当年的八路军，可没有剧中那样笔挺帅气的军装。不仅没有漂亮的，就连人均一套军服都是奢望。

    “外表是白的，心却是红的”

    “七七事变”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部队主力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南方红军游击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改编后，红军纳入国民革命军序列，部队编制、机构设置、人员配备和服装、标志基本都与国民党相同。在此之前，红军有自己的服装。1929年3月，红军在福建长汀打了个大胜仗。毛泽东看到，红军战士中有穿缴获的白军军服，有穿工人和农民服装的，还有穿长袍马褂的。为便于作战和管理，他决定统一服装。在式样设计上，参照当时苏联红军军服和列宁戴过的八角帽式样，确定新军服为灰蓝色（深灰色）布质；帽子为有沿的大八角帽（列宁帽），上缀一颗布质红五星帽徽。

    许多红军战士都对这款服装产生了深厚的感情。现在一声令下，要换上之前死对头的制服，这在官兵中引起很大抵触。为此，朱德、贺龙、刘伯承等很多中共高级将领都带头做起战士们的思想工作。贺龙在120师誓师大会上说：“现在国难当头，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共同对付日本帝国主义，我愿带头穿国民政府发的衣服，戴青天白日帽徽，和国民党部队统一番号。这样，看起来我们的外表是白的，但是我们的心却是红的，永远是红的！”就这样，尽管情感上依旧别扭，但八路军将士们还是先后换上了国民党的军服。

    供需矛盾十分突出

    八路军将士换上的军服，是根据国共之间达成的协议，由国民政府发放。抗战初期以实物形式发放，1938年改为货币化，由陕甘宁边区政府领到经费后自行找裁缝店制作。数量上，呈现逐年减少的趋势，到1940年11月则几乎完全停供。1937年，国民政府发来的军服约4.5万套，只够当时八路军8万官兵的一半使用。到1938年，八路军兵力较1937年增长了近一倍，达到156700人。需要军服的人数越来越多，供给和产能却跟不上，供需矛盾一下子凸显出来。

    一般来说，地理位置好点的，如晋察冀、晋冀鲁豫等抗日根据地，部队每人每年发两套单衣，1至2年发1套棉衣；晋绥部队地处高寒山区，供给比较差，每人每年只发1套单衣，棉衣2至3年才能发一套。129师在1943年曾规定：凡去年冬新领的棉衣、皮衣，无论如何破烂必须照此前规定，用裤面缝补再穿一年。不得有任何借口……

    不仅是一线官兵，在延安的毛泽东也是穿着一套补了又补的军装。后来警卫员数了数，大大小小的补丁一共有18块。

    不过，穷也有穷的好处。1944年，山东东平的日伪军企图假扮成八路军搞偷袭。他们穿着清一色的八路军军装出发了，结果一下子就被识破了。这么整齐的衣服，八路军哪这么富有啊？

    自力更生多渠道筹措军服

    中共领导人从一开始就没指望国民党有多大方，除了国民党政府供给外，他们发扬自身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靠自力更生解决物资短缺的问题。

    第一种是立足当地，自行筹措。1937年底，为解决部队过冬问题，120师由政委关向应亲自带队到山西临县，找当地商会帮助，借到棉衣1万套、棉被7000条、棉鞋2000双。

    第二种是军队被服厂生产。在国民党政府减少乃至断绝装备供应后，八路军被服厂得到较快发展。到抗战结束时，军需工厂已从1939年的不到80个，增至400多个。

    第三种是根据地政府支持。以军鞋为例，军鞋在当时条件下，只能靠纯手工制作。当时各根据地成立了“妇女救国会”。在这个组织的动员下，广大妇女积极参与，为一线部队制作军鞋。

    第四种是海外援助。1938年，新四军利用该军干部陈子谷回泰国处理其祖父遗产的机会，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在泰国华侨中进行抗日宣传，募得国币6万元，缓解了部队的冬装问题。

    最后是战场缴获。平型关大捷后，八路军缴获了大批被装和其他军用物资。

    到抗战结束前，八路军的总兵力已超过一百万。所以，尽管有多种途径解决军装短缺问题，但八路军的军服供应仍然只能用拮据来形容。一直忙于解决有没有的问题，至于是否美观、合身，更是谈不上了。（摘编自《国家人文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