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着枪林弹雨拍照片

    我1950年11月入朝，那年才21岁，不过已是当了8年兵的老兵了。

    我13岁加入新四军，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48年，部队交给我一个新任务——学摄影。一开始，我心里想不通：“为什么不让我端枪打仗？”科长说：“现在大多数摄影师没有战斗经历，你有连队生活经验，又在战场锻炼过，将来在前线会更机敏些，所以我们要让你学摄影。”科长的解释让我明白了自己的新职责：战场上，端相机就像端枪一样。

    当时，照相行业多是照相馆里师傅带徒弟。我在战场上，没师傅带，只能靠自己摸索。参加部队组织的新闻培训班学习基础理论后，我想方设法跟着部队老摄影师、来中国拍纪录片的苏联摄影队等学习，逐渐学会使用照相机，并总结出自己的拍摄“道道”：在战场搞摄影，胆子要大，哪里枪响就往哪里跑，只有冲在最前线，才能拍出最真实、触动心灵的作品。

    作为志愿军第九兵团摄影组组长，我把几十卷胶卷放进布袋里，像子弹带一样别在腰间，带着一台徕卡相机、一台蔡司相机，随军在朝鲜东线作战，几乎全程参与了抗美援朝第二次及第五次战役。1951年的一次战斗中，我跟着志愿军战士追击南逃的美军，拍下美军士兵向志愿军投降的照片。这张照片取名为《不得不举起手来》，被志愿军政治部评为二等甲级奖。当时子弹、炮弹还在头上飞，但我不下去拍，就抓不到这个场景了。

    在抗美援朝战场上，遇险是常有的事。我曾在拍照时被美军的重机枪追着扫射，被敌机撵着轰炸，头顶被炮弹刮过，秃噜了一块头皮，腿被炮弹炸伤，听力也受到损伤。长津湖战役期间，我在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冰天雪地里，用冻得半僵的手指设置相机参数，和战士们一起冲锋，用了3卷胶卷，记录下这场举世闻名，却又悲壮惨烈的战役。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负责战场警戒的志愿军战士换岗时，手碰到枪管，4根手指头直接掉落在雪地上，红红的伤口却流不出血。

    长津湖战役后，我与兵团司令员宋时轮一同去死鹰岭查看部队伤亡情况，被帆布覆盖着的烈士遗体整齐排列着。我应该拍的，可面对这场景，我不忍拍。（口述/安徽合肥  张崇岫  整理/潘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