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助红军西路军余部逃过一劫

    1936年年底，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奉命深入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遭到国民党西北势力马步芳、马步青等部的围追“兜剿”，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最终失败。西路军余部在由李卓然、李先念等人的统一领导下，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

    绝密电报被报务员压下

    1937年3月上旬，时任青海省政府代主席、西北“剿匪”第一路军第五纵队司令的马步芳接到蒋介石的密电：红军西路军余部千余人，由李先念等率领，沿祁连山腹部西进，命你部立即派兵追击，务必全歼。于是，马步芳拟了两个“十万火急”的绝密电报：一是命令驻扎西宁的马步銮旅立即抽调一个骑兵团，由旅参谋长郭全良带队，经由都兰县方向前往追击；一是命令仍在河西的骑兵总指挥马彪，立即派主力骑兵星夜就近“围剿”。

    这两份电报译成密码后，被送到电台报务主任熊维邦的手中。因熊维邦急于回家，没看电文内容就把电报密码稿交给了为他代班的报务员曾庆良。

    曾庆良接过电报密码稿一看，不由得大吃一惊：这封电报如果发出去，翻越祁连山的红军西路军余部必将遭到马家军骑兵主力的追击，有可能造成灭顶之灾。怎么办？他抱着牺牲自己的决心，假装上机发报，按了几下电钮做做样子，然后将电报密码稿放回熊维邦的办公桌上。

    红军西路军余部逃过一劫

    4天之后，马步芳得知，他的部下刘呈德部在玉门附近的青山头与沿祁连山西进的红军西路军接火，便立即下令将调往都兰县的那个骑兵团撤回。接着，他打电话追问电务处：给马彪的电报已经发出4天，为什么不见回电？

    电务处中校主任赵焕耀立即去找电台台长张之俊查对。张之俊转而询问熊维邦。熊维邦这才发现那封电报密码稿还放在自己的办公桌上没有发出。他找来曾庆良质询，而曾庆良给出的解释是，机子里声音嘈杂，干扰太大，电报发了几次都发不出去……

    事后，熊维邦、张之俊、赵焕耀都猜到，是曾庆良有意扣下了电报，不发出去。因为曾庆良原是红军西路军的报务员。然而，事已至此，要是让马步芳知道实情，曾庆良活不成不说，他们几个也得倒霉。几个人商量后去向马步芳汇报，就说那几天天气不好，干扰大，电报没发出去。出人意料的是，马步芳竟没有追查。曾庆良扣压电报，使红军西路军余部逃过一劫。

    报务员是西路军被俘人员

    马步芳的军用电台里怎么会有红军西路军的报务员呢？这就要从头说起。

    西路军余部决定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后，西路军电台队长刘俊英、机务员刘玉庭、报务员曾庆良等人奉命带着电台，随9军军长孙玉清行动，不久后被俘。

    此前，西路军总部电台有一名管理机务的工程师，叫刘景炎，原是冯玉祥西北军总部的工程师，被俘后被马步青安置在甘肃武威的电台。马步芳在西宁的电台台长张之俊也曾是冯玉祥的部下，与刘景炎是老同事。当刘景炎听说西路军电台人员被俘，便给张之俊发去一封电报，说西路军中有些被俘的无线电通讯人员是自己的学生，恳求其大力营救。张之俊觉得电台如果能从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中找到有关技术人员补充，工作会轻松些，于是给马步芳写了一个呈签，报告称：“我们电台日渐扩大，所需人员缺乏……在红军西路军被俘人员中肯定有此种人才，能否清查一下，为我所用？”马步芳于是下令清查，曾庆良等人就这样被送到马步芳的西宁电台。这才有了后来曾庆良扣压电报之事的发生。

    全国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中央同意将马步芳所俘红军西路军战俘东调南京，途中曾庆良等人逃回延安。新中国成立后，曾庆良先后担任雷达学院院长、总参通信部副主任等职务，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摘编自《福建党史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