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的那个龙年，是极其不平凡的一年，一个个大事接连发生。
对中国来说，这一年可谓灾难深重。同时，又开启着命运的转变。
在这不平凡的岁月里，每个人有着不一样的难忘经历。
被要求提前下乡直奔稻田
讲述 黄贵宁 64岁 来自 广西南宁
1976年，17岁的我到广西灵川县大圩公社敢兴大队下村插队。在经历了两年艰辛的知青生活后，有人问我：“在农村最苦的是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双抢！”
我一下乡，偏偏就遭遇了“双抢”。当时，正是由于农村“双抢”急需劳动力，我们三个同学本来在8月底插队的，被要求提前在8月3日早上坐车从家里直奔队里的稻田割禾。我身穿父亲给的工作服，带着镰刀下田。我在中学学农时割过禾，知道割禾时要半蹲，右手拿镰刀，刀口要朝斜下方割，不能朝上割，免得割伤左手……中午，田里的水被晒热了，足有四五十摄氏度。我光着白嫩的脚板踩着滚烫的水田，脚被稻茬割破出血，伤口泡在水田里钻心的疼。我用胶布包扎了一下，然后接着干。下午6点多收工时，我几乎要瘫坐在地。之后，又接着干了十多天，终于割完禾。
1976年，割禾开始了我的知青生活，它给我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下乡驻队，和瞎指挥对着干
讲述 刘曰建 85岁 来自 北京
1976年，我参加甘肃省委党的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到陕甘宁老区的甘肃庆阳某公社驻队，任工作组组长。公社介绍，我去的大队有个生产队风气很坏，95％是贼娃子（小偷），我决定就驻这个生产队。
到了后，经过调查，我发现队干部基本是好的。当地民风朴实，所谓“贼娃子”是困难时期群众饿得不行，掰了生产队的玉米。我召开干部会，宣布不调整生产队班子，稳住了队干部。开大队干部会时，我说在特定时期，社员掰自己地里的玉米不算偷，以后不许再叫“贼娃子队”。这一举动理顺了社员们的情绪。我调查中没发现阶级斗争新动向，全年没开过一次批判会，没批斗过一个人。那时每有大事发生，哪怕是半夜，都要敲锣打鼓游行，要求“家喻户晓，人人明白”。我认为社员居住分散，半夜三更游行给谁看啊，废除了这一做法。我还决定不执行公社、县上的瞎指挥、土政策，比如县革委主任要求全县必须在某月某日统一播种小麦。我和队长说，小麦播种时间仍照往年，公社批评由我负责。
年终完成任务，生产队粮食丰收，公粮如数完成、社员分配大幅上升……形势变了，公社革委主任要我总结是怎么和“四人帮”对着干的，我笑说：“我没和‘四人帮’对着干，要说对着干，是和你们的土政策瞎指挥对着干。”话不投机，不了了之。实话实说，当时我哪里知道什么“四人帮”，只是觉得农民种不好地就没饭吃。
脱下军装换上警服
讲述 任继兵 68岁 来自 北京
1976年3月，已服兵役6年的我，脱下军装，换上了警服。我被分配到了北京石景山公安分局古城派出所。那时的警服还是上白下蓝，脚上配着刚发的三接头皮鞋，使21岁的我显得格外精神。正赶上星期天休息，我骑着派出所发的半链套28自行车，回家显摆。
“刚退伍就当上警察，这行头真够精神的。”楼西头的张姥姥夸我。“不是行头，是警服。我是当警察了，专抓坏人的。”我得意地冲着姥姥解释。住在二层的黄阿姨是市局老警察，不知什么时候站在了我旁边。她声音有力地说了一句：“警察可不光是抓坏人，还要为人民办实事，做好事。”我“嗯”了声，目送着晒好被子渐渐远去的黄阿姨，反复回味她的叮嘱。
后来，我当了片警，时时把黄阿姨的话放在心头，努力做好工作。
高中毕业就到生产队劳动
讲述 赵明通 66岁 来自 山东海阳
1976年6月17日，我高中毕业离校。第二天，我就到生产队劳动。那时还没有恢复高考，如果没别的门路，基本注定要修理地球一辈子了。我虽然心有不甘，但也只能面对现实。刚到生产队干活，我就遇上了最累的两大农活：割麦子和包工锄地。
割麦子时，上面烈日当头，下面麦茬麦芒刺身，还要弯腰挥镰争分夺秒，劳累可想而知。夏天锄地也是一个辛苦活。为了提高效率，生产队常常采用包工锄地的方式。因这种方式属于“资本主义尾巴”，所以只能偷偷地进行。所谓包工，就是分配给每个人或每个小组一定的生产任务，在一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小组内的成员互相监督，都在比着劲儿干。我是小组里唯一一名刚下学的小青年，也和大家一样，光着膀子，头顶烈日，一步一步往前锄地。忙完一天，浑身像散架一样……幸运的是，我这种劳累的状态只持续了半年时间，1977年1月，大队安排我担任小学民办教师，我的命运发生了转折。
幸亏是新楼，地震中没倒塌
讲述 陈燕 67岁 来自 山东潍坊
1976年，我是一名中学老师。这年初春，我们一行50人先后去河北遵化和昌黎学习，有半年时间要和工人同吃、同住、同劳动。我们与工人相结合的所在地，是遵化化肥厂。
1976年7月27日我上小夜班，夜里12点下班。我们住在一栋新建的楼房里，洗了澡，还是汗流浃背，感到异常闷热。我们将装着水的盆子放在床底下，心想这样可以凉快一点。我们刚迷迷糊糊入睡，就被剧烈的摇晃惊醒。只见外面电闪雷鸣，楼房在剧烈摇动，床下的水盆叮咚作响。这时，听见有人在喊：“化肥厂爆炸了，快跑呀！”我们宿舍几个人好不容易穿好衣服，由于剧烈晃动，站也站不稳，连滚带爬地下了楼。在楼下空地里，已经有一群衣衫不整的人在惊恐地议论着什么。
过了一会，天亮了，人们逐渐忘记了恐惧，这才意识到害臊。由于事发突然，大家从楼里跑出来几乎是清一色的短裤背心，几位女同志围着我们借衣服。我们下楼前以为是化肥厂爆炸，要去救火，穿了工作服。此时此刻，只得将工作服借给衣不遮体的女同胞。这时，我们才听说不是化肥厂爆炸，而是地震了。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幸亏遵化不是震心，否则我们也难以幸免。我们抬头看自己住的楼房，不禁倒吸一口气——由于剧烈晃动，一些楼层已经错位。也多亏是新楼，还没有倒塌，否则后果不堪设想。随后，我们在郊区的青纱帐里支起帐篷，在当地帮助工人抗震救灾，后来，我们去唐山参加了抗震救灾，经历了许多生离死别的场面。灾难发生了，但生活还要继续，大家彼此见面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你还活着，活着真好！”
影像
读中学时，我和徐小庆、吕尔纯成为好朋友。1976年7月，我们从广西宜州一中毕业，三个人合影留念。照片上，小庆居中，尔纯居右，我居左。之后，小庆和尔纯在刘三姐故里插队，我回了湖南老家当知青。（湖南衡阳 唐锦荣 66岁）
